时传祥，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。他以“一人脏换来万人净”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，并因此荣获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等光荣称号。

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的时传祥，15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，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，从此在粪霸手下干了20年，受尽了欺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的阳光照耀着掏粪工人的生活，也照亮了时传祥的心，他决心用自己的双手，为首都的干净美丽作出贡献。就这样，建国后的十七八年里，他以“宁肯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”的精神，无冬无夏、挨家挨户地为首都群众掏粪扫污。在那些年里，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，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，问问闻闻。哪里该掏粪，不用人来找，他总是主动去。不管坑外多烂，不管坑底多深，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。他一勺一勺地挖，一罐一罐地提，一桶一桶地背，每天掏粪背粪5吨多，背粪的右肩磨出了老茧。

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曾亲切接见时传祥。刘少奇还对时传祥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他说：“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，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。”(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)

《人民日报》1999年08月25日第4版

真正纯洁的人

——忆时传祥同志

吕远

清晨。轻轻推开窗子，六月的晨风扑面吹来，醒心而又涤神。我站在窗前，一任微风吹拂。隐约的广播声随风传来，播音员清亮的声音分明在说：时传祥沉冤昭雪!我的心猛地抖动了一下。这消息触动了我心头一个隐隐的伤痛……

十二年前，大约也是初夏的时候，一天清晨，中国音乐家协会派人来找我，要我去写点关于时传祥同志的东西。时传祥同志是掏粪工人，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是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成员。照说，我早该去写他，但过去一直顾虑他的工种不好表现：只写些“清洁工人志气高”一类的话，觉得太虚;要写得形象些，又怕粪来粪去的生活细节使人厌恶。犹豫之下，终于没有写。这次才赶紧去了。通过相处和了解，我由衷地认识到：这个终生在粪便中劳动的人，实在是一个真正纯洁的人，是一个象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不染的、品格高尚的人!我决定要写一个赞歌。没想到，这却是一次以意外的遭遇而结束的、没有完成的伤心的任务。

我最初是到时传祥的工作单位去访他。那是统管北京崇文区的粪便清除工作的部门，是一个相当庞杂繁忙的工作单位。那时他已经是这个单位党组织领导成员之一，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我想，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办公楼里做些指导性的工作。但我走进他的单位，看到的只是一个象乡村场院似的朴素院落。一色的黄土地面四周，是些低矮的房子，存放着清除粪便用的工具和车辆。背街而立的几间陈旧窄小的平房，就是办公室，里面放了几张窄小的木桌木椅。那里的同志告诉我，他有工作出去了。我边等他，边环顾他们的办公室，心想，这个办公室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，除了墙上挂的锦旗是软的之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硬的。正想间，隔窗看见一辆大粪车开进了院子，车上跳下一个穿着粪污的衣服的人，背起粗大的粪桶，提着长长的粪勺，走到后边去了。他身材粗大壮实，走起路来上身微微前倾，稍稍侧起脱发的光头，粪桶便紧挨着他黑红色的脖子。旁边的人告诉我，那就是时传祥同志。……门开了，时传祥走了进来。他坐到桌子对面，一面揩着头上的汗，一面热情地看着我，操着山东口音问：“同志，你要俺做些甚么?”我怔了一下：他见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为别人干些甚么，仿佛他只是一个为了群众需要而存在的人!我把来意告诉了他，他沉吟起来：“俺们的事真没有甚么值得说的，俺们就是给大伙掏掏粪呗。再说，还有很多该干的都没干哩。有的胡同还没有厕所，有的院儿里的厕所太旧太破。……建国十几年啦，好些群众还没个好厕所用呢，想起来心里就着急。你也给俺宣传宣传这事儿，推动推动。”随后，他看了看记事牌，说：“真对不起。俺还得赶紧去趟南城。你们先谈着。有甚么叫俺说的，俺回头再给你说去。”他冲我憨笑了一下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一转眼，我又看见他背着粪桶从后边走了过来，仍然微微向前倾着上身，稍侧着光头。我望着他的背影思索起来：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，也是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光荣职责的党的干部。党的干部、人民代表、掏大粪，这三者在时传祥身上是一致的，不可分的。完全不象有的人那样，职位和声望越高，便同平凡的工作距离越大，更何况是掏大粪这样“卑微”、“肮脏”的工作!

为了能抓到他的空暇，我们找了个星期天去他家里看他。我们找到的是一间十分狭窄的房子。放着几条蓝底白点的旧薄被子的床铺占了房间一多半，只剩下很小一块地面，他和他老伴便在那儿洗衣服和做饭。他一边做着家务活儿，一边同我们述说掏粪工人的苦难历史，一直谈到他们吃完饭。一般家庭星期天老少聚在一起，饭食总要改善一点，何况他老伴还是带着孩子从外地来看他的;但他们的饭食却只是一碗青菜，几个玉米饼子，大家在地上一个一尺高的小板桌上围而食之。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往往是他世界观的最具体的反映。老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的家庭生活，正是他一心为国家、一心为人民的纯洁心灵的具体写照。

时传祥同志是从赤贫里成长起来的。幼年时地主逼死了他的父亲。寡母领着六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，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岁时就出外逃荒谋生。他是讨着饭走到长辛店来找乡亲的，但那个乡亲不认他。他流落在北京城郊，饿得坐在路边哭了起来。一个捡粪的老头把他领回家去，叫老伴给他做顿饭吃。他一连吃了四个大窝头还不觉够。老头在旁阻拦他：“别吃啦，孩子。不是怕你吃，是怕你吃出病呵。你都饿枯啦，吃那么多受不了哇!”说着，老头搂着他瘦弱的身子哭起来：“我小时候也象你这样倒在路边，差一点死啦!”第二天，老头去帮他找活儿。那工夫到处都不要人，只有去粪霸手下掏大粪。就这样，时传祥在粪霸手下干了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多年，很少给够过工钱，可是辱骂和殴打却差不多天天都有。在旧社会的“下九流”里，掏粪工是生活在最底层的。时传祥没有一天不盼望着能跳出这污黑的粪坑。

解放以后，党的阳光照亮了掏粪工的生活，也照亮了掏粪工的心。时传祥头上不再是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反动统治阶级，而是关心他、热爱他的党的领导;他面前不再是骄奢淫逸的剥削者的天堂，而是包括他在内的被解放了的亿万人民的首都，是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，是有着人民自己的工厂、商店和住宅的大街小巷。能撂下这里不管吗?不能，必须让这个过去污秽的城市变成干净美丽的城市，必须让这里上百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。所有这一切，使老时留下来，干下去，并且爱上了这一行。

就是这样，建国十多年来，他无冬无夏地、挨家挨户地给首都群众掏粪扫污。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，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，走走看看，了解情况。我到他工作地点去的时候，发现他对大街小巷、各院各户都了如指掌。谁家有多少人，厕所甚么样子，他差不多全记得住。哪里该掏粪，不用人来找，他总是主动地去。不管坑外多烂，不管坑底多深，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。他一勺一勺地挖，一罐一罐地提，一桶一桶地背，许多年来为首都清除了千万吨粪便。我们之所以能干净愉快地生活，就是因为有老时这样一些崇高的人，在默默为我们清除粪污。我曾经问过他，是怎样做到不嫌脏的。他说：“屎嘛，哪有不脏的?可咱要一人嫌脏，就会千人受脏，咱一人嫌臭，就会百家闻臭。俺脏脏一人，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。想想这个，就不怕脏啦。”我当时看着他黑红的面庞和宽阔的前胸，好久说不出话来。这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啊!

那年老时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为群众已经掏了四十多年粪。四十多年里，他没有享受过多少家庭的欢乐，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在北京掏粪，妻子和孩子都在遥远的农村。后来他年纪渐渐大了，才把家里人接到了北京。当国家经济有困难、号召农村人口不要留在城市时，他又让老伴和孩子回了农村，自己在北京为大家掏粪。他仍然每天默默地背着粪桶，无冬无夏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。职务再高，声望再大，他也永远是这个样子。不受官气的熏染，不受利禄的侵袭，朴素、纯洁、崇高，永不变质，这就是时传祥的品格，这就是时传祥的本色。相形之下，我感到自己矮小而且形秽。我深感过去不去写他，是百分之百的错误。那种怕写了他们的工种会引起人们厌恶的顾虑，究其实，正是我思想上厌恶他们工种的缘故。

我最后一次同老时分手是在哪一天，已经记不得了。但我清楚地记得同他握别时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重之情。分手之后我回头看他，他正背着粪桶向胡同里走去，依旧是那样向前微倾着身子，稍稍侧着头……那天夜里我想了很久，决心要写一个时传祥的叙事合唱，写他的苦难，写他的解放，写他的光荣劳动和崇高品格。我设想这个节目的合唱队，最好是穿雪白的服装;音乐应该用最亲切、最美的旋律。要让观众感到掏粪工人象莲花一样纯洁可爱……

但这个合唱终于没有写出来。因为在那之后不久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便抡起棍子把组织这项工作的协会“砸烂”了，我也被这棍子打得昏头晕脑地靠边站了。而时传祥本人也被打成了“粪霸”和“工贼”。有一天，我在街上看大字报，看见一张批斗时传祥的布告，我就夹在人群里去了会场。我看见时传祥被拧着胳膊推出来。他脸色发黄，已经比从前瘦多了，也老多了。他痛苦地在那里弯着腰，喘息着。我的眼睛有点模糊，心里难受极了。我悄悄退了出来，慢慢往回走着。过了很久，风闻他病了，被赶出了北京。又过了两年，听说他被周总理派人接回了北京。再后来又听说他死了。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，无法去向这个我所敬重的人最后告别，也就不知道他后来是甚么样子。而在我记忆里浮现的，却总是他憨笑的面孔和背粪桶的背影。关于协会布置的那项任务，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瘀结在我心头的隐痛了。

十二年过去了，祖国在一场风雨之后，江山如洗，草木更新。有一些盛开的莲花，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妖风吹折了，但更多的新莲，却正含苞浮出污泥浊水。是的，纯洁而崇高的时传祥同志死去了，但千万个象时传祥一样的人将成长起来。不管是掏粪的还是做“官”的，也不管是清洁工还是党的干部，但愿都具有时传祥一样的品格，纯洁，崇高，一尘不染，永不变质。但愿协会再组织大家为他们谱写更多更美的乐章。